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过程是“丝绸之路”辉煌历史形成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伊斯兰教形成的历史过程则是伊斯兰教“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过程，它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国化”已经完成。如今，在转向现代的探索道路上，中国社会及中国伊斯兰教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困境，需要建构良性的互动机制来消解现代性的分化效应。或许，“新丝绸之路”对于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及其拓展而来的全球化效应的修正将形成前所未有的重大际遇，但只有化解现代性的张力及其个体化的社会生活形态，重新建构社会生活的组织与整合机制，才有可能将新的发展趋势带来的机遇转变为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逐步实现的“嵌入”过程已经深入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即完成了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国化”的系统过程 从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形成过程来看，“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适应生存需要的“中国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结果或者空洞的界定，而是中国传统社会阶段性变迁的历史映像，即不同的王朝与中国伊斯兰教形成的阶段性特征的相互印证。比如，唐代的开放与繁荣的环境中，不同宗教的共同繁荣，使伊斯兰教得以和平地进入。即使在一些宗教形式逐渐消失的时候，伊斯兰教却能够生存下来。宋代的经济繁荣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密不可分，“宋代的回回人已开始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并通过建立蕃学、科举考试、联姻、投充、蓄奴等多种方式和途径，较融洽地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元代的辽阔疆土与王朝重新确认的“子民”身份，不仅形成了回回人“大分散、小集中”的生存空间分布雏形，也转换了他们所谓的“侨民”身份。特别是“元朝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正式设立管理机构‘回回掌教哈的所’，专门负责管理回回民族内部事务和宗教事务，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伊斯兰教合法性的正式确认。表明元朝中央政府开始把伊斯兰教作为国内的宗教事务而非外来的宗教，这与回回人‘国民身份’确认的政策共同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政策保证，与元代以前被作为外来宗教有着根本的区别”。明朝对少数民族采取严厉的同化政策，迫使回回人放弃母语而改用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语言。“语言的统一客观上带来了原来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的回回人群体的内在性整合，给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等融入了新的内容，有利于回回人群体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这里的民族融合对某个民族如回族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回族的形成对后来中国内地伊斯兰教的成型与传播模式的转换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和影响。”此外，明朝的重农抑商政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回回人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导致了回回人群体性的持久性贫困，另一方面也迫使他们寻求新的凝聚力模式以化解生存的危局难题。明末清初的政权更替过程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经堂教育系统、教坊等组织使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等得以基本完成定型过程。至此，中国伊斯兰教的架构、功能及其实践路径已经基本形成了。而后的近现代以来，试图转向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进入震荡周期，颠覆性的改变频率加快，中国伊斯兰教也无法摆脱跟随性的动荡过程。或许，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可以被称做转向现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样，对于中国伊斯兰教来说，这是另一种所谓“中国化”的表现形式。
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伊斯兰教的“嵌入”作为一个过程，不仅有明确的时空及地理分布特征，也有与中国传统的家族关系模式相对应的“围寺而居”的居住格局特点和清真寺的多元服务功能，还有与中国传统私塾教育模式相对应的经堂教育形式，与儒家靠血缘纽带及伦理维系相对应，将教法的规制转化为伦理的约束功能的表达形式，以及社会交往的共同语言规范等。对此，可以确定的基本定位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逐步实现的“嵌入”过程，已经深入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即完成了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国化”的系统过程。这个过程具有确定的“单向适应”与“逆现代性”特征，并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断衰落的趋势过程中的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劣，使得中国伊斯兰教为求生存而展开的“合而不同”的结果呈现出明显的“过度传统化”特征，因而也增加了中国伊斯兰教转向现代的不确定性。这样，经过近200年变迁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如何与包括中国伊斯兰教在内的、曾经是社会传统组成部分的各种文化要素重新建构一个相互适应、互动发展的现代模式，以共同应对转向现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进而形成合力来推动“新丝绸之路”建设的顺利展开，并使得中国真正成为推动新的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或中坚力量，则是当下必须认真反思与面对的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及中国伊斯兰教都需要从被动的单向“调适”状态转向主动参与新的全球化模式的建构
如果说伊斯兰教在进入中国的1000多年时间里，逐步形成中国伊斯兰教的过程是一个转向传统并逐步“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化解自身生存危机的过程，那么，在“新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必须实现转向现代的问题，则既是一个通过转型以化解生存危机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主动“转身”以谋求发展的趋势问题，即中国社会及中国伊斯兰教都需要从被动的单向“调适”状态转向主动参与新的全球化模式的建构，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运用“互动”的调适机制来推动自身实现面向未来的“转身”。特别是就中国伊斯兰教而言，这是一个继续坚持传统的被动适应理念去谋取生存的机会，还是一个以主动参与理念为导向、通过转型与发展来获得自身“更新”的选择问题。就散杂居地区的东部与聚居区的中西部相比较而言，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内在”分化已然成势，回避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也可以从近30年的现实发展状况进行反思。作为散杂居的东部地区率先进行的经济改革与城市化过程，不仅撕裂了自身的社会关系传统，也已经间接地松动了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关系传统。在农业社会的居住格局、社会关系形式、社会生活的组织模式皆处于变动的过程中，生活在散杂居地区的穆斯林个体或群体、组织，并没有展现出想象中的、重建社会生活的组织模式及形成符合现代发展趋势的“内生性”凝聚模式的动力与能力，这应当成为中西部聚居区反思转型中的问题时的参照物。
散杂居地区的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的城市化的复线变奏过程正在演绎着并不确定的轨迹，对生活在那里的穆斯林群体的影响自然也不确定。已有的研究都表达了对此种状况的无奈，“现如今，‘四维一体’社会结构在城市化等诸多‘力学’因素挤压下，呈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致使回坊（回族对其传统居住区的简称，是以居住街巷为基础，以一座清真寺为中心而展开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区域）社区走向瓦解的这些‘力学’因素涵盖着社会的方方面面：1、回坊空间的社会性无形中在向生产性转变。2、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与社会阶层的分化。3、回族内部的社会分化和群落的世俗化。4、寺院经济实力欠缺对社区活力的影响等等。这些元素交织形成了一个亟须解答却复杂难解的‘力学’公式。”即使东部散杂居地区中开放历史最悠久与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也难有确切的答案，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想象。“传统社区的解构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对于生活于哲玛提（城市穆斯林的基层社会组织）中的穆斯林而言，在这一解构的社会背景下，更应该思考社区的建构。广州哲玛提的历史发展似乎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无论现代化的冲击力多强、城市可提供的文化生存空间多大，保存了虔诚信仰的穆斯林都会在不同的文化生存空间中寻找维持伊斯兰信仰的方式；零散的、流动的哲玛提终将代替拥有固定地域边界的社区而成为城市流动群体凝聚的有效形式；移民群体的数量、流动方式、经营行业、参与社区事务程度、居住格局、居留时间长短等，都会影响到哲玛提的规模和数量；经学人才是保持哲玛提伊斯兰文化传承、激发穆斯林个体宗教热忱、培养社区意识的中坚力量；不分地域、种族、语言等外部因素，追求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宗教认同感，以穆斯林的身份建构社区的归属感，是未来城市哲玛提发展和生存的主要形式。随着网络社区对人群交流方式和理念的革新，给分散的哲玛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建构的过程充满了想象，也充满了挑战和艰辛，多渠道的建构尝试共同决定着哲玛提的未来模型。”当然，由于散杂居地区的这一过程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其经验与教训仅仅可能为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顶层设计所借鉴，但从可以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些经验到底能为中西部聚居区提供多少有益的帮助，仍是一个尚有存疑的不确定因素。无论如何，东西部地区的演化过程一定会有诸多的差异，其转型过程所带来的问题更是难以确定。基于这个疑虑，中西部聚居区的“内生性”凝聚模式的转型就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了。
近年来，中西部聚居区的社会关系结构与社会生活组织模式也开始处于“被动”和持续“松动”的过程中，流动穆斯林的迁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这是今天讨论聚居区的“内生性”凝聚模式转向时所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如果说传播模式的转换可以作为中西部聚居区形成的一个历史“映像”的案例，上述的讨论也已经得到了历史变迁的检验。那么，其中的构成要素如今还有多少尚存，没有这些构成要素，今天以至于未来，传统的聚居模式是否真的可能守住？而历史上那些曾经令人遗憾的问题今天依然能够一如既往地持续存在，何以如此？换句话说，如果说“新丝绸之路”的建设过程对于中西部聚居区来说是一个面向现代的转型机遇，那么，中西部聚居区传统的“内生性”凝聚模式是否可能有通过重建如现代“回坊”的类似形式来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与能力？如果说转向现代是一个必然趋势，那么中西部聚居区现有的“小聚居”格局将快速地趋同于散杂居地区的“大分散”，则可能是一个确定的结果。比如，较早时期所讨论的回族“坊”的基本功能，如今已经被更具普遍性或权威性的组织或功能更换或替代了，“坊”的存在基础与其本身的形式正在快速地消失，这对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而言，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实际上，居住格局的变化本身就隐含着社会关系的结构、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形式的解构过程，它表现为传统的凝聚力模式的空间逐渐地被现代社会中个体化的内在张力所挤压。或者说，人们能够看到的仅仅是解构的过程所带来的复杂问题与困惑，虽十分焦虑，却依然无力进行重建，或者很难确定重建的切入点到底在哪里。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期望、支持与推动“新丝绸之路”建设的实践主体而言，准确把握中国伊斯兰教转向现代的关键在于如何用新的全球视角与思维来考察历史上曾经的辉煌，来认识自身在“新丝绸之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及其成为自身转型与发展机遇的可能融入区域。这不仅要有主体意识的自觉与体察，更需要有明确的反思意识与责任担当，还需要有重新建构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实践平台的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推动“内生性”凝聚模式的转型与重建。应该说，这种社会整合模式的成功实践，本身就是“新丝绸之路”建设基础的一部分，即“民心沟通”是将“新丝绸之路”建设成为跨族群、跨宗教、跨地域、跨文化的公共交往空间的基础。也许只有这样，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及中国伊斯兰教而言，“新丝绸之路”的建设才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机遇。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